翟虎渠，1950年出生，现任中国农科院院长。1981年获江苏农学院农学硕士学位；1984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进修，1987年获遗传学博士学位；曾任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校长。现兼任俄罗斯农业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农业科技国际交流协会理事长、日本大学海外顾问等。从一名老三届毕业生到农民、军人、洋博士、科技副县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重点大学的校长、中国农科院院长……这一连串身份的变化，就好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在外人眼里，似乎颇具传奇色彩。然而在翟虎渠看来，更多的是感受到个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更多的是感受到政府和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关心。
一
上大学之前，翟虎渠曾是一名军人。1969年3月，珍宝岛上战火连天，硝烟弥漫，年仅18岁的翟虎渠毅然踊跃报名参军，坐着闷罐车，长途奔波好几天来到远离家乡数千公里的马兰村基地，在沙漠窝里，一蹲就是整整四个年头。1973年，翟虎渠退伍回乡，成了一名普通农民。但他并不因此而感到灰心丧气，而是积极投身农业劳动，白天在农田辛苦劳作，晚上秉灯夜读。
1973年9月，他跨入了大学的殿堂，成了江苏农学院农学系的一名大学生。作为一名来自农村，对中国农业与农民现状有切肤之感的大学生，翟虎渠深深地认识到科学与教育对农业与农村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翟虎渠有幸成为首批入学的研究生，就读于南京农业大学，师从著名作物遗传育种学家马育华教授，从事数量遗传学的研究与学习。随后，又成为改革开放后学校首批派往国外进修学习的留学生之一。
1984年，翟虎渠被选送赴英国伯明翰大学进修并攻读博士学位。在英国留学期间，师从英国著名遗传育种教授J•L•Jinks博士，攻读应用遗传学的硕士与博士学位。在繁重的学习与研究工作之余，翟虎渠还担任了英国中部地区中国留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协助使馆做好留学生的有关工作。三年多寒窗苦读，他圆满地完成了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时值大批中国学者到海外学习与进修的时期，学成后回国工作还未成潮流。导师再三挽留翟虎渠继续留在英国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一些英国的大学也邀他任教，但他始终觉得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自己应该回到中国。
1987年10月，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一星期内，翟虎渠按期回国，回到母校南京农业大学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
二
1990年7月，组织上安排翟虎渠赴江苏省东海县任科技副县长。当时许多人对此议论纷纷：一个回国不久的留洋博士，正值教学科研的黄金年龄，撇下已经着手的研究课题和教学任务去当科技副县长，太可惜了，这是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啊！
同事和朋友们也劝阻翟虎渠，但作为一个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翟虎渠深知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小康归根到底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个科技工作者真正成功的喜悦在于他的知识和研究成果能对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贡献。出任科技副县长，将更有助于为学校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服务于经济建设寻找最佳结合点。
在东海工作期间，他深入各乡、村进行调查研究，并针对制约东海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人才问题，促成南京农业大学和东海县共同签订并实施了东海县人才培训的五年计划，为东海县培养了300名“下得去、留得住”的具有大专学历的农业技术人员，对全县500名村级干部普遍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技术培训，使他们达到了中专水平，并使该县被列为全国“绿色证书”试点县之一。翟虎渠还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帮助东海县建立了农村综合服务体系的统一供种网络，提高了东海县农民的科学种田水平，促进了该县农村经济的发展。
1995年7月，翟虎渠走上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岗位。这又是工作角色的一次重要转换，他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重点高校，当时的南京农业大学，正处在积极争取“211”工程部门预审之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
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如愿以偿。1996年，南京农业大学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1997年通过立项评审，2000年6月正式通过国家验收。
通过“211”工程建设，南京农业大学的办学规模迅速扩大，本专科生招生规模增加了1.5倍，研究生规模增加了两倍，博士后流动站增加到9个，博士学科专业增加到33个，硕士学科专业增加到50个。科研实力、科技产出效益有了明显提高，建立了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国家及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大豆改良中心、江苏省植物基因工程研究中心等，科技发展总经费累计达1.8亿元，共获得了155项科技成果，其中国家级7项，学校各类科技产业累计创产值3亿元，实现利税4388万元。
三
2001年7月，翟虎渠调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针对中国农科院当时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翟虎渠明确提出要塑造农业科研“国家队”的新形象，制定了中国农科院科技体制改革方案并得到中央三部委的批准。根据这一方案，力争用5至10年的时间，把中国农科院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国内一流的农业科技产业孵化中心、国际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心和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
上任伊始，翟虎渠便以多年养成的雷厉风行的作风，深入基层搞调查，重大事件和棘手事件现场办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农科院科研立项和科研经费得到大幅提高，累计达到10亿多元；取得了7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项国家发明奖以及近百项部省级科技进步奖。翟虎渠推出“中国农科院杰出人才计划”，以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来院工作，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作为“海归”派中的一员，翟虎渠对于优秀留学人才非常看重。当社会上对“海归”议论纷纷的时候，农科院加大了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度。他们坚信，大多数海归人才，既有高学历，又有实践经验。
翻开中国农科院的史册，从1980年至今，他们先后选派和接收、引进各类学科领域留学、短期进修、合作研究的科技人员2000多人，其中，攻读学位的有460人。但是翟虎渠认为：作为有5000多农业科技人员的国家队，精英人才仍然短缺。
翟虎渠每次出国访问，几乎都会找机会和当地的留学生交谈，希望他们回国服务。万建民博士就是其中之一，万建民在日本待了9年，博士毕业后，成为日本农业水产省的主任研究员。翟虎渠4次邀请他回国，万建民终于感动了，回到南京农业大学，成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海归’越是以爱国之心干事业，我们就越要为他们创造好的条件。”翟虎渠坦言：国内许多领域有着诱人的前景，也能赚大钱，这是在国外的留学人员所无法享有的。经过严格筛选，中国农科院首批聘任83位一、二级岗位杰出人才中，国外获博士学位的有33人，占40％，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等8个国家。到目前为止，首批招聘的一、二级杰出岗位人才都已到岗工作。
留日博士李世访在日本12年间，先后在5个大学和公司作过博士后研究，2000年回到了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因为没有相应的科研启动经费，使他在日本已经有很好基础的研究不得不搁置下来。看到日本人以他的工作为基础在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给新上任的翟虎渠院长写信诉说苦衷，院长当即从不多的院长基金中批给他10万元。一年后，李世访做出成绩，并引来了“863”项目、自然科学基金等100万元的资助。
2003年11月28日，李世访再次给院长写信，诉苦变成了道谢：“我的科研工作走上了正轨，这和院长当初特批给我的10万元经费分不开，那是我科研工作的重要转折点。”
科研转折往往从不起眼的启动费开始，对于“海归”而言，这是科研重生的救命钱。“一线科研人员的困难就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困难。我们当领导的是干什么的？”翟虎渠召集其他领导和管理部门负责人说：“我们科技局、后勤处是干什么的？就是要为科技人员服务，就是帮他们排忧解难，帮他们选人、找钱、找项目；帮他们立项、申请、搞公关。扶上马，还要送一程。这样，人才才能一心一意搞科研。从今后，农科院立下规矩，要把为科技人员服务当作管理者的第一要务。”
现在，中国农科院把为不同级别人才提供的几十万到400万不等的科研启动经费，写进了农科院“杰出人才工程”计划，并已全面落实。
回国十多年来，无论管理工作有多忙，翟虎渠在“数量遗传”及“作物遗传育种”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从未间断过。先后主持20多项国家“863”、“九五”、“十五”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48”和部省级科研课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在水稻和烟草新种质及有利基因挖掘、鉴定、定位和克隆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主持的“‘镇稻88’的推广应用”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累计已推广种植约5000万亩，社会经济效益显著；首次从遗传学上证实部分品种在雄配子不育位点上同样存在中性亲和基因。率先在国内开展耐贮藏水稻新品种和糖尿病专用稻米新品种选育工作，已获得一批水稻新品系，其中W017品系为我国选育的第一个耐贮藏性水稻新品系，进入大规模推广后每年可为国家节省数10亿元以上谷物贮藏费用。成果“耐储藏水稻的筛选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
当我们与翟虎渠谈及人生成功的体验时，他信口吟诵了宋代学者朱熹的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回顾自己回国后十多年的工作与学习经历，翟虎渠深深感到，禾苗的成长离不开好的土壤和环境，个人的奋斗必须融汇到社会大变革的洪流之中，奋斗的目标必须和国家发展的需要相一致。
他说：“成就和荣誉就像天光云影一样令人赏心悦目，可追根求源，我们之所以能拥有它，就是因为我们对事业的执著和领导、老师们多年悉心的栽培。成就与荣誉只能代表过去，今后的事业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开拓、进取。”
专家解析：三类婴幼
